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有70多年的光荣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厦门的中共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界人士，不断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为厦门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厦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人罗明发展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一批党团员，于1925年6月成立了厦门第一个团支部，1926年2月建立了厦门也是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在厦门的国民党福建省临委于1926年7月改组，共产党员李觉民、罗扬才、阮山等人当选为党部常委，左派力量在临时省党部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发动群众支持北伐战争，举办平民学校、妇女工读学校、农民俱乐部等，组织他们学习新文化和国民革命理论，引导他们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救会，大兴工农革命运动。当北伐军入闽时，徐琛、陈明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奉派到东路军任职或到各地任督察专员，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挺进闽南，很快形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元旦，中共厦门地方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召开了“厦门各界民众庆祝元旦暨北伐军胜利大会”，会后集队游行，高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口号，许多人当天报名参加北伐军。报纸称，“俨然厦门为广州、汕头矣！”

    1927年1月，中共厦门市委成立，罗秋天任首任书记，即派得力干部帮助国民党左派改组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和同安县党部，进一步发展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严子辉到禾山，改组国民党区分部，领导当地组建农民协会；邱泮林等到同安，改组县党部并任党部负责人，领导同安地区建立一支数千人农民自卫军队和农民协会。在市区，成立了“厦门市总工会（筹）”，发展会员1万人，下辖23个基层分会，并即领导了号称“罢山罢海”的革命运动；还组织“反基督教大同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运动”。以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为核心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也此起彼伏。然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厦门爆发了“四九”反革命事变，宣告厦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厦门的党组织把斗争区域拓展到周边地区，把80%以上的工人、农民吸收入赤色农会，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团体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厦门岛内，以柯子鸿为首的厦门赤色总工会及下属40几个分会，会员达1万人之众，厦门反帝大同盟下属5个分会，会员也很多。1931年7月成立的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还领导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再掀高潮。自1931年至1935年间，厦门党组织动员了一千多名技工、司机、医务人员到闽南、闽西游击区支援红军游击队，参加红军。同时，募捐了数万银元和大批物资支援入漳的红军和游击队。党组织还深入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中去策反、组织兵变。1931年10月20日，国民党驻南靖独立一团三、四连的205名士兵，携180支枪投奔闽南游击队，接受改编。厦门中心市委还利用1933年“福建事变”后19路军退出包围闽西南苏区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和红色区域。

    “9.18”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厦门中心市委创办了《战斗》、《群众报》、《火炬》、《实话》、《青年画报》等宣传刊物，大造舆论。1931年10月至1932年3月，“厦门民众救国会”，“厦门学界反帝大同盟”，“厦门互济总会”，“厦门惨案后援会”，“厦门妇女救国会”纷纷成立。在厦门总工会领导下，“厦门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突击队”、“特务队”、“锄奸队”、“打狗队”、“查日货队”、“北上抗日决死团”、“慰劳团”、“募捐团”等纷纷诞生。他们奔走呼号，查禁仇货，打击汉奸，募捐钱物，甚至赶赴前线抗敌。193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民众武装自卫”的号召，厦门中心市委增设了“反帝部”，由该部联系爱国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并出版会刊《反日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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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于1936年建立的中共厦门临工委，努力做好厦门各抗日团体的工作。同时，还争取了国民党157师群运科长陈伯麟、国民党方面的许春草、张圣才及社会知名人士胡资周（《星光日报》社社长）、黄绿萍（《星光日报》总编）、黄其华（双十中学校长）、苏节等为抗日救亡作贡献。并于鲁迅先生逝世后组织悼念鲁迅活动，激发全市民众抗日热情。
    “七七”事变后，厦门工委组织30多位7－13岁的少年成立“厦青团”第八工作队——“厦儿团”，徒步经汕头、广州转香港活动后又到越南、柬埔寨，行程万余里，宣传抗日，组织救亡募捐、慰劳。在香港期间，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的邓颖超接见了他们，称赞：“小小年纪，就这么爱国，真是我们的国宝”。
    中共厦门工委在“七七”事变后，主动把“厦门工联会”改为“厦门工人抗日会”、“革命互助会”更名为“厦门商人反日会”、“厦门反帝大同盟”更名为“厦门各界反日会”、“红军游击队”更名为“北上抗日义勇军”等，把厦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组织理得更顺，使团结范围更广泛，作用发挥得更好。使各方面都能接受，以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金门，中共闽粤赣省委即发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包括厦门在内的闽南11个县市“抗敌后援会”先后成立。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广泛。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厦门工委撤出厦门岛内到漳州，合并成立漳厦工委，指导漳厦地区工作。沦陷敌手的厦门人民自发组成各种抗日团体，尤其以“厦门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最有影响。重建的同安中共党组织也以国共合作的合法身份，以莲河、马巷等“抗敌后援会”为活动阵地，讲演宣传、化装演出，还建立队伍，进行军训，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国民党反动派因而恐慌和镇压。老共产党员胡邦宪1941年任同安县长后，利用矛盾，合法斗争，推动同安民众抗日运动，被誉为“抗日县长”，其侦办军统李品仙等污吏和组建地方抗日武装、镇压叛乱尤为脍炙人口。
    抗战一胜利，中共即在厦门岛内恢复党组织，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决择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配合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成功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发动进步师生先后组织了“反美暴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及“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等运动；另一方面，做好民主人士的联络和争取工作。在厦门的民革、农工党成员、爱国工商业者及其他民主人士积极运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支持革命：有的设法保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免遭杀害，有的向党组织和游击区输送地图、枪支，有的捐款捐药支持游击队，有的则策动漳、泉地区国民党军警起义，有的设法保护工厂、学校和公共财产、历史档案，有的参加支前动员和渡海作战，有的进行策反工作，向解放军提供了较详细、准确的厦门国民党驻军布防图，为厦门回到人民手中做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厦门接管之初，中共厦门市委就提出：“要通过各部门广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让朋友们靠拢我们”，着手建立由党政军和各界群众团体组成的“市人代会筹备处”，并于1950年元月，由各界推选的225名代表民主选举“厦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协商会）；市侨务局、统战部、宗教处先后组建，侨联、工商联及民革、民盟、农工的地方基层组织相继建立。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各界人士围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社会安定而献计出力。很快，海外侨汇重新沟通，部份企业恢复生产，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进出口商在解放军炮火的掩护下，先小船后大船，冲破蒋军封锁，恢复与香港船运往来，为厦门的反封锁斗争写下光辉一页。工商联筹委会积极工作，配合市政府组织一系列物资交流活动，活跃了市场，恢复了与各地的商业网络，同时，组织行业评议税收，辅导企业生产，协调劳资关系，为厦门经济的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与此同时，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在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捐款捐物，并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与海外关系密切、又地处海防前线，而私营工商业在解放前集消费、投机和服务性为一体、畸形发展的实际，重视发挥工商联和各界人士作用，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改造方针和赎买政策。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扩大了初级形式改造的范围；做好占私商资方2/3的批发商改造，辅导其转业，并分步对相关工业企业进行公私合营，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改善了经济结构。1956年1月20日，93个行业1572个工商业者实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厦门实现了所有制转变的历史任务，迈入社会主义新阶段。

    期间，各界优秀代表参与政权组织，市政府26名成员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12名。1955年5月，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成立，较之市协商委员会，代表性更强，包容面更广，委员由30人增至107人。全市民主党派成员达512名，除民革、民盟、农工建立市委会外，民建也于1956年11月成立筹委会。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市委继续通过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扩大化，一批民主党派成员、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被错划为右派。随后又开展整风交心运动，要求限时完成政治立场的改造，联合举办“自我改造经验汇报评比展览会”。1960年起，根据中共“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的方针和五不变政策，高级知识分子和代表人士得到照顾，政协及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工商联等分别举行神仙会，让大家畅所欲言，缓和各界人士的紧张情绪。但随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各种学习、检查、批判的开展，各界人士思想又紧张起来，统战工作的大好形势又受影响。

    1966年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遭受严重破坏，许多统战干部和代表人士遭到批斗和迫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厦门的统战工作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厦门经济特区的举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工作，为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奠定了基础。市委成立了专门机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清退查处物资，纠正和安置错划右派，区别“三小”，收回文革下放的原工商业者，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纠正归侨、侨眷和台胞、台属中的冤假错案，落实部分归侨海外工龄，调整安置六十年代初被精简的归侨、侨眷，清退宗教房产。这些，影响良好，赢得民心，使厦门市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团结。至1995年的18年中，市委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根据形势需要于1983年至1986年成立各区统战部、并先后多次召开全市统战工作会，还于1991年进行全市性统战工作大检查，组织首次全市统战知识竞赛，极大推动了统战方针政策的落实，使厦门市爱国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可喜成绩。

    建立健全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0年5月，厦门市政协五届一次全会召开，揭开了新时期政治协商工作的新局面。与文革前相比，委员数增加1/3，达360人。8月，市民革、民盟、民建、农工、工商联联合召开代表大会，揭开了党派工商联活动的新篇章。随后，市致公党、市台盟、市民进、市九三分别于1981年至1984年筹备成立。市委于1985年建立了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双月座谈会”。十几年来，市委坚持通过这一形式，就厦门市改革开放中重大的问题、人事任免等向党外人士通报情况，征求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厦门市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步入新阶段。市委、市政府建立了领导与党外人士交友联系制度；市政府加强与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先后下发对口联系文件，并组织检查交流；市监察局、检察院、审计局、教委先后聘请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和特约教育督导员。至95年共聘请两批？人特约“四员”。清理违纪建房、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工作也请党外同志参加。市政协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好的发挥。市领导及有关部门经常到政协通报情况；调研、视察活动围绕厦门市经济建设中热点、难点展开，专题报告推动了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委员提案数量、质量及被采纳率明显提高。仅六、七两届（1983—1992）市政协提案达1933件。1990年以来，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等，开始以单位名义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提提案。为适应厦门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统战工作的需要，市委于1989年决定各区成立政协。市政协亦根据特区改革开放发展实际适时调整充实，使政协各界组成更具代表性。18年中，党外知识分子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得到重视和加强。1995年底，厦门党外人士任全国人大代表 5名，全国政协 13名，省人大代表8 名，省政协委员43名，市人大代表87名，市政协委员235名，区人大代表405名，区政协委员577名，八十年代2位党外人士担任副市长，其中一位后调省任副省长。1995年底，厦门党外人士任副市长的1人，市人大副主任2人，市政协副主席5人，市直委办局领导5人，区政府人大政协领导32人。建立起一支党外后备干部队伍，并于1995年举办首期党外干部培训班。

    发挥优势，多形式为经济建设服务。厦门市爱国统一战线自觉服从和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意识明确、坚定，在鼓励各自成员和联系群众立足本职工作，争创一流业绩的同时，积极发挥各自优势，服务特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非常珍惜改革开放以来良好的政治局面，经常以自己的见闻、经历呼吁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心一意把经济工作搞上去。1987年学潮和1989年政治风波中，全市爱国统一战线旗帜鲜明，维护社会稳定，并运用与海外联系广的优势多形式进行说明和宣传。在牵线搭桥，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尤其在特区初创、特区扩大到全岛及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等主要转折关头，他们动员亲友回来，陪同考察，参与洽谈，代办手续、充当代理，帮助排忧解难，协调各种纠纷，促进有关投资法规的完善，促成了一大批项目在厦落户。据80年代末测算，直接、间接经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引进的占全市项目的80%以上。厦门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还发挥“人才库”和“智囊团”的优势，组织调研，考察论证，建言献策。调查研究向专题性、高层次发展。在参与市委市政府有关发展战略与规划的研讨拟定的同时，组织了对传统名点、特区外贸、老企业改造、三资企业问题、金融改革、城建规划、城市管理、旧城区改造、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象屿保税区功能、信息港建设、中小学教育、医疗卫生改革以及两岸交往、在厦台资企业、扩大对台招生等进行专题调研和建言，产生较大影响和作用。此外，各界人士还根据特区需要和自身优势，开办多门类、多层次的业余教育、培训人才，并开展咨询活动，组织扶贫义诊，提供中介服务。厦门总商会（工商联）努力完善商会功能，吸纳新涌现的各种经济成分代表人士、发布信息、举办展销、开展培训、组织考察、调解纠纷，并根据中央91年关于工商联职能调整精神，切实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联系、培养，到龙岩等地实施光彩事业，取得可喜成绩。

    多渠道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一国两制”的实施，使新时期统一战线面临新形势和任务。厦门市在努力挖掘已有社会资源，发挥相关单位组织作用的同时，先后于80年代初、中期成立“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厦门联络组”、“厦门台属联谊会”及与海外有联系学校的校友会等组织。为加强工作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又先后成立市政协“三胞委”、厦门海外联谊会及厦门海外交流协会等包容面更广的机构和组织。遵照“放宽视野、广交朋友、长期打算、以诚相待”的方针，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各界人士运用同行、同窗、同乡、同宗等感情纽带，与海外相关组织和人士建立起各种联系。在做好请进来和送上门的海外朋友接待工作的同时，争取“走出去”开展工作。以情为主，坚持以经济工作为纽带，交友联谊越广越深。十几年来，厦门市结合集美学校校庆、陈嘉庚诞辰纪念、工商联、侨联、台联、金联及特区创办10周年等庆典，通过南音会唱、龙舟比赛、文化研讨、医学交流等等形式组织活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中不少活动具有开拓意义。比如，市金联促成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赴台、成为大陆首家赴金门演出的团体。在香港朋友庄绍绥促成下，“台湾嘉义地区布袋港开发暨两岸远航促进会”组团访厦，与厦门市政协及厦门海外联谊会签署“两地三会”纪要，被香港中通社称为“台湾第一个为促进海峡两岸港口直航的访问团”。经过十几年工作，香港与厦门的交往合作更为密切。1993年由与厦门有各种关系的香港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应运而生，以港联侨，以港引台，香港在厦门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基地和桥梁作用得到发挥；与此同时，厦门市与东南亚的传统友谊得到加强，与澳门各界的交往也恢复和发展，并与美国、欧州、日本、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和工商社团建立联系。由于厦门独特区位优势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厦门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两岸人员交往的口岸城市、两岸经贸合作的热点地区、两岸文化交流的辐射点、民间交往和政治接触的连结部，较好地发挥其对台窗口和联系通道的作用。一些港澳台和海外知名人士受聘担任厦门市政协、总商会、侨联等组织职务。

    积极开拓宗教、民族工作新局面。在广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的基础上，新街礼拜堂、南普陀寺等一批知名宗教场所开放或复堂；闽南佛学院于1985年复办并很快在规模、设备、管理、教改等方面跃居前列；一批宗教院校毕业的新生力量充实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厦门的爱国宗教组织中。天主教厦门教区首位中国籍主教祝圣和南普陀方丈升座等仪式产生了较大影响。各宗教团体紧密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协助政府对宗教场所进行登记，做好管理工作、积极开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宗教活动，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同时，扩大与海外宗教界的友好交往，接待几十个国家、地区上层宗教人士数千人，新加坡宏船法师先后六次率团访厦，捐资千万在厦门、泉州建寺院，厦门市宗教界亦应邀出国。各宗教团体还发动信徒捐款赈灾、捐助公益事业并动员亲友来厦投资。依据各自特点兴办的旅游服务项目不仅提高各宗教团体自养能力，也为厦门特区旅游业做出贡献，1994年，厦门市宗教事务局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评为先进集体。于1984年成立的厦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积极落实民族政策，扶持民族村经济发展，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增进与各地少数民族的交流。

摘自厦门统战志(1995年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