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氛围建言献策

民主氛围建言献策

肖善因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我先是在吉林省、市民革任领导职务,并担任民革中央委员三届。后又调吉林省政协任副秘书长,任全国、省、市政协委员前后共七届。这段期间,中央颁发了十四号文件,后来又发两个五号文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丰富、发展时期。亲见亲闻、历历在目,协商民主故事,不能尽说,择其印象深者叙述于此。
  每年的“两会”,协商民主的氛围是十分浓厚的。1988年,我初次与会,对许多事都感新鲜。譬如组织新委员登天安门城楼、参观中南海毛主席的故居等,我都饶有兴致,感受很深。那时, 正就建设三峡水电站征求委员意见,只见老委员,尤其是熟悉经济、资源的老前辈,一个个热烈发言,民主氛围十分浓厚。有一次在讨论全国政协常委名单时,有人竟提出名单上没有的、从台湾驾机回国的王锡爵,认为应列为常委预选名单,理由是他表现好,而且由于他的行动触动了蒋经国先生决心开放老兵返大陆探亲的政策。组内的委员皆鼓掌以示同意,后来竟获全体通过。
  1990年,会上出了点小小风波。香港委员、知名媒体《镜报》的主编徐四民先生撰写了一篇大会发言,在如何对待“六四”后出走的那些人,提了点与大家不同的意见。大会发言组逐级往上请示,最后据说是当时的主席李先念同志说,政协工作有十五条,里面有规定,允许委员发表不同意见。徐四民先生作为港澳的政协委员,也允许他说自己的意见,并且立即印刷给大家。此文发到各小组后,引起委员的纷纷议论。我所在的民革组也有几位委员发表了意见,个别人甚至说“这是自由化”、“不能当委员”等激烈的意见。我简短地说了几句,大意是说,委员各抒己见这是正当的民主权利,不同意见可以协商,但不宜扣帽子。事后,老委员、当时已年九旬的孙越崎委员,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好,好,后生可畏”。我以感谢目光注视着他。
  由于会议民主氛围浓厚,委员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我每年与会,总要写二至三篇大会发言,近二十篇提案、社情民意,会上发言也不像初去与会时的拘谨。
 
(本文获征文三等奖,作者系民革思明八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