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小鸭”变“白天鹅”——从政治地位的提高看改革开放中民主党派的作用
“丑小鸭”变“白天鹅”——从政治地位的提高看改革开放中民主党派的作用
吴宝珍
我有很多的亲属在台湾、美国等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少有联系。实行改革开放后，各方面情况逐步好转，我与他们联系就渐渐多了，特别是在1987年我加入民革组织后，我觉得我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更要努力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为祖国统一尽力。
我加入民革组织后,首要任务是尽快地联系上在台湾的大伯、二舅、大姑，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认识到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改革开放后大陆亲人政治地位提高，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我感到作为民革党员的光荣，也深深地感到肩负的任务。
首先我通过家乡的叔叔、舅舅取得了在台亲人子女的通讯地址，通过在美国、沙特的他们将信件辗转寄到台湾亲人的手中。虽说当时我的月工资仅四十元出头，每月的邮费就要花去我近半的工资，但是我觉得能为祖国统一出一份力是值得的。终于，我的努力打动了长辈们，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寄来了回信。从信中得知他们年事已高，且从原来的高位退休，但碍于种种顾虑不敢贸然由第三地辗转回乡探亲，对家乡和亲人思念之情每每浮于信笺之中。我通过拉家常叙亲情娓娓动情地叙说家乡和亲人情况，以及祖国的巨大的变化，让他们不要担心因与他们的通信往来会给我们造成任何政治牵连和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英明伟大，希望他们不要错过时机，趁有生之年行走方便回大陆探亲，以了思乡之情。
终于，五叔在一次回信中表露：“你工作生活在西安，而我们要回大陆探亲只能回闽，如果你在闽工作生活我们团聚就方便了”。由此，我产生了调闽工作生活的想法。厂领导得知我想调离的原因，就说：“我们要在四个特区设点，你们夫妻就到厦门特区去工作，既不需改行又可为祖国与台湾影视界搭桥做贡献”。
1988年7月1日，我们夫妻奉命来到厦门特区。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1989年金秋二舅夫妇由美国转道回到闽探亲。当我看到年逾八旬、行动不变、坐着轮椅从国际候机道出来的二舅，我由衷地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治清明，让我们咫尺天涯两岸亲人四十年后终于团聚。年底我又迎来了直接从香港转机回闽的五叔，他对共产党能因他的一句话就派我回闽驻点工作而震撼和感动。出乎我意外的是他高兴之余，做出惊人的决定，让我陪他参观福州、厦门之外，还要去上海、西安、西宁，推迟了返台的日程。在与五叔朝夕相处的二十多天里，他终于敞开心扉，想不到大陆竟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如此清明，以前种种担心都是多余的。他要求我多找些有关宣传材料和画片让他带回台湾，让近九旬的大伯大姑能一睹大陆的巨变，让堂兄弟姐妹也能亲身感受家乡的面貌。看到我从厦门市台办拿回薄薄的一个折页的《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和很简短的数十行文字宣传材料时，他动情地说：“你和侄女婿可以发挥专长拍一部风光纪录片寄给我，一来可以为政府扩大宣传；二来我也可以用实事给你的兄弟姐妹做工作，让他们回家乡投资或定居”。
五叔的建议让我们开了窍：我们可以在开展专业工作的同时，向港澳台同胞介绍厦门投资环境引进资金出一份力。1990年我们找到市台办孔主任和宣传处长叶芝华，谈了我们的想法，又得到市领导江平同志的支持，终于拍出了介绍厦门经济特区情况的第一部专题片《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近60分钟的短片不仅介绍了厦门的投资环境和政策，还有优美的风光吸引了纷至沓来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人士，当年的“9·8”洽谈会上，我们制作的盒带摆上了柜台，在厦有关单位和公司纷纷向我们订购。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出一份力，年近五旬的我犹如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1990年10月我回西安汇报工作，并向民革陕西省委政协支部汇报了自己在厦一年多的工作情况。支部领导得知我将长期驻厦，为方便开展工作，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厦门，民革厦门市委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将我安排到开元文教支部活动。工作之余我始终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将了解到的社情民意通过民革组织反映给有关部门，不少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我市应尽快清理那些标识不明的路名和门牌”，就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采纳和实施。
以一位民革党员的目光关注改革开放中厦门的进步和成就，总是感到无比的自豪！自拍摄《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以来，我常常以职业的眼光看厦门的巨变。我们支部每年都要组织看厦门活动，让大家亲身体验厦门的巨大变化。厦门从一个战备海防城市，发展成工农业现代化建设、科技教育发达的宜居花园城市，让大家深深的感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是多么的令人感到幸福和骄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家园。
二十年来我接待港澳台海外亲人十几次，国内友人不计其数；三十年我与台湾海外亲人通信上百封，通话不计其数；写社情民意、打市民热线、社区活动建言献策等参政活动让我感到当一名民革党员的光荣和精彩！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同样也能和共产党员一起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
我加入民革组织后,首要任务是尽快地联系上在台湾的大伯、二舅、大姑，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认识到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改革开放后大陆亲人政治地位提高，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我感到作为民革党员的光荣，也深深地感到肩负的任务。
首先我通过家乡的叔叔、舅舅取得了在台亲人子女的通讯地址，通过在美国、沙特的他们将信件辗转寄到台湾亲人的手中。虽说当时我的月工资仅四十元出头，每月的邮费就要花去我近半的工资，但是我觉得能为祖国统一出一份力是值得的。终于，我的努力打动了长辈们，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寄来了回信。从信中得知他们年事已高，且从原来的高位退休，但碍于种种顾虑不敢贸然由第三地辗转回乡探亲，对家乡和亲人思念之情每每浮于信笺之中。我通过拉家常叙亲情娓娓动情地叙说家乡和亲人情况，以及祖国的巨大的变化，让他们不要担心因与他们的通信往来会给我们造成任何政治牵连和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英明伟大，希望他们不要错过时机，趁有生之年行走方便回大陆探亲，以了思乡之情。
终于，五叔在一次回信中表露：“你工作生活在西安，而我们要回大陆探亲只能回闽，如果你在闽工作生活我们团聚就方便了”。由此，我产生了调闽工作生活的想法。厂领导得知我想调离的原因，就说：“我们要在四个特区设点，你们夫妻就到厦门特区去工作，既不需改行又可为祖国与台湾影视界搭桥做贡献”。
1988年7月1日，我们夫妻奉命来到厦门特区。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1989年金秋二舅夫妇由美国转道回到闽探亲。当我看到年逾八旬、行动不变、坐着轮椅从国际候机道出来的二舅，我由衷地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治清明，让我们咫尺天涯两岸亲人四十年后终于团聚。年底我又迎来了直接从香港转机回闽的五叔，他对共产党能因他的一句话就派我回闽驻点工作而震撼和感动。出乎我意外的是他高兴之余，做出惊人的决定，让我陪他参观福州、厦门之外，还要去上海、西安、西宁，推迟了返台的日程。在与五叔朝夕相处的二十多天里，他终于敞开心扉，想不到大陆竟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如此清明，以前种种担心都是多余的。他要求我多找些有关宣传材料和画片让他带回台湾，让近九旬的大伯大姑能一睹大陆的巨变，让堂兄弟姐妹也能亲身感受家乡的面貌。看到我从厦门市台办拿回薄薄的一个折页的《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和很简短的数十行文字宣传材料时，他动情地说：“你和侄女婿可以发挥专长拍一部风光纪录片寄给我，一来可以为政府扩大宣传；二来我也可以用实事给你的兄弟姐妹做工作，让他们回家乡投资或定居”。
五叔的建议让我们开了窍：我们可以在开展专业工作的同时，向港澳台同胞介绍厦门投资环境引进资金出一份力。1990年我们找到市台办孔主任和宣传处长叶芝华，谈了我们的想法，又得到市领导江平同志的支持，终于拍出了介绍厦门经济特区情况的第一部专题片《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近60分钟的短片不仅介绍了厦门的投资环境和政策，还有优美的风光吸引了纷至沓来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人士，当年的“9·8”洽谈会上，我们制作的盒带摆上了柜台，在厦有关单位和公司纷纷向我们订购。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出一份力，年近五旬的我犹如青春焕发、朝气蓬勃。
1990年10月我回西安汇报工作，并向民革陕西省委政协支部汇报了自己在厦一年多的工作情况。支部领导得知我将长期驻厦，为方便开展工作，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厦门，民革厦门市委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将我安排到开元文教支部活动。工作之余我始终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将了解到的社情民意通过民革组织反映给有关部门，不少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如“我市应尽快清理那些标识不明的路名和门牌”，就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采纳和实施。
以一位民革党员的目光关注改革开放中厦门的进步和成就，总是感到无比的自豪！自拍摄《厦门经济特区投资指南》以来，我常常以职业的眼光看厦门的巨变。我们支部每年都要组织看厦门活动，让大家亲身体验厦门的巨大变化。厦门从一个战备海防城市，发展成工农业现代化建设、科技教育发达的宜居花园城市，让大家深深的感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是多么的令人感到幸福和骄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家园。
二十年来我接待港澳台海外亲人十几次，国内友人不计其数；三十年我与台湾海外亲人通信上百封，通话不计其数；写社情民意、打市民热线、社区活动建言献策等参政活动让我感到当一名民革党员的光荣和精彩！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同样也能和共产党员一起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
（本文获征文一等奖，作者系民革思明总支四支部党员）
